文征明的小楷造诣最高。主要师法传为王羲之的《黄庭经》、《乐毅论》以及钟繇《宣示》，王献之《十三行》等，又能融入唐人小楷笔法于一炉，形成“温纯精绝”的自家风貌。
　　文征明的行书大致可分两大类风格：一是以王羲之《圣教序》笔意为主所写的行书小品；一是以黄山谷笔意书写的大行楷。
　　他在形成这两大类风格之前，同样经历过博采阶段，他不仅搜遍尽可能见到的王羲之法帖，还深入临习过颜真卿《争座位》、《祭侄文稿》、《刘中使帖》、《瀛州帖》、苏东坡《前赤壁赋》（并为此以苏体补书所缺三十六字）、黄山谷《经伏波神祠诗》、《竹枝词》以及米芾、赵孟頫等行书大家的墨迹。有时他也能像祝允明那样，以苏、黄、米等人的笔意书写自己的诗文。当然他并未停留在这个阶段，而是入后知出，对古法进行了扬弃，最后求得适合己性的自家笔法。
　　文征明的草书除学二王以及智永小草之外，也学怀素、黄山谷的狂草。最常见的还是前一类小草，且时常融入他的小行书中，狂草作品很少，目前仅见他分别作于43岁、50岁、51岁的三件作品。43岁应友嘱作《东林避暑图卷题诗》（现藏纽约美术馆）以黄山谷行书、狂草及苏体行书各书诗一首。其中狂草《上巳日独行溪上有怀》十七行，体由山谷及狂素。50岁所作《草书卷》（现藏无锡博物馆）则是学山谷狂草《竹枝词》后有所得而拟其笔意所作。51岁所作《八月六日书事•秋怀七律诗合卷》（现藏上海博物馆）则已脱去山谷狂草形骸，直逼怀素神意。此幅与以狂草见长的祝枝山相比，毫不逊色。李登在此卷后跋云：书家拟仿，虽极品皆可致力，所谓步步趋趋，惟草圣如颠素不可拟仿，何？危波以纵逸。而以拟仿，神先乖隔。故能逼真，所谓飘逸绝尘而膛乎其后者也。
　　文老当盛年时作此书，直通颠素，视京兆未足多羡。岂其神情自适，非若拟仿然耶？窃怪此老胡不终世作此种书……这幅狂草确实堪称神品，因此李登有一疑问，文征明为何终世不作此种书？有人认为，这实在和文征明庄重谨慎的态度有关，所以文征明愈到晚年，字里行间愈重规矩。笔者认为这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原因，此外恐还有一个原因：当文征明51岁时，其知友祝允明61岁，尚出仕在外，62岁致仕归里，与文征明过从甚密，其时祝允明狂草之名如日中天，按文征明的性格，很可能故意少作甚至不作狂草，以免两者书作在形式上的冲碰。而绝非文征明在狂草方面的才情不足。
　　文征明的隶书作品不多，但他颇为自得。主要学钟繇、梁鹄等。他有时以隶书作跋，如《跋范庵石湖诗卷》、《跋康里子山书李白诗》等；也常作四体千字文（正、草、隶、篆）；有时以大字隶书作引首。他的大字隶书与小字隶书大异其趣。
　　此外，他曾集汉隶书写《汉隶韵要》（祝允明校韵，国家图书馆藏）可见他于隶书用功之勤，推广此体也不遗余力。文征明的隶书虽不是他最擅长的书体，却也是明代隶书风格的典型，恐怕与此举不无关系。
　　文征明的篆书与其他书体相比算是弱项。但在写篆书风气沉寂的明代，他的篆书仍是相当难得而珍贵的。王世贞曾云：“待诏以小楷名海内，其所沾沾者隶耳。独篆笔不能轻为人下，然亦自入能品。所书千文四体，……篆书斤斤阳冰门风，而皆有小法，可宝也。”又云：“征仲恒自负隶法则不尚古人，而歉于篆。然余得《千文》一本，亦在吴兴堂庑也。”《艺苑巵言》由于文征明常书千字文作日课，故其篆书自有相当的基本功力。
　　文嘉《先君行略》曾云：公平生雅慕元赵文敏公，每事多师之。论者的公博学，诗、词、文章、书、画，虽与赵同，而出处纯正，若或过之。
　　由此可知文征明不但诗文书画皆绝，而且于书法一门亦篆隶正行草皆擅，比他的前辈师友吴、王、李、沈、祝等更多能于篆隶两体。因此，他能继祝允明之后主盟吴门书派。